茶叶，起源于中国，也是中国近代最重要、最大宗的出口商品。然而，中国近代茶业的发展却十分艰难，外有西方列强经济文化的冲击，印度、日本、锡兰(今为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竞争对手的出现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则战争频繁，茶叶生产技术落后，内忧外患之下的中国茶业生产贸易逐渐走向衰落。寻求中国茶业复兴与发展之路成为当时国人的迫切愿望。著名农学家、农业经济学家、现代茶业的奠基人吴觉农先生便是先驱者之一，他将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近现代茶叶事业。
年少求学为“觉农”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五山一水四分田”的绍兴市丰惠镇是浙江省著名的茶叶产区之一。早在汉代，其境内便有称为“大茗”的野生茶树闻名于世。1897年春，吴觉农出生在这个江南小镇。他是家中幼子，随母姓吴，名荣堂。年少时，受孙中山“三民主义”影响的吴荣堂便开始关注民生问题。17 岁时，他选择了浙江省甲种农业专科学校学习农业专业知识。青年吴荣堂在了解了中国农业现状、体会到农民疾苦后，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觉农”，以此来表达他振兴中国农业、唤起农民起来革命以改善生活的决心。
1919年，吴觉农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为日本“庚款留学生”，选送到日本农林水产省静冈县“牧之原”国立茶叶试验场专习茶叶科目，从此便与茶叶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日本求学期间，他在学习之余收集各国关于茶叶生产、制造、贸易方面的资料，撰写了大量文章，并在各大报刊上发表，逐渐在世界茶业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他撰写的《茶树原产地考》一文，就用铁证驳斥了某些国外学者否认中国是茶树原产地的历史事实，掷地有声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是茶的故乡！
实践改革求“复兴”
留学回国后，吴觉农在国民政府实业部担任职务，他开始将自己振兴农业、复兴茶业的理想付诸实践。他不断思考着当时中国农业存在的问题，并写成《中国的农民问题》一文，后来毛泽东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还将其选用为参考教材。1929年，吴觉农被任命为浙江省建设厅合作事业管理室主任，从事农业改良工作。1931年，应蔡元培的邀请，吴觉农来到上海从事“中央研究院”社会组的工作，期间，时任上海商品检验局局长的邹秉文因器重吴觉农的才华，邀请他筹办茶叶出口检验事宜，并委任他为上海商品检验局茶叶监理处处长。在商检局的7年时间里，吴觉农编制了中国第一部出口茶检验标准，首创了我国茶叶出口口岸和产地检验制度。这一举措维护了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增强了市场竞争力，为我国茶叶出口贸易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1933年，吴觉农加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任副理事长。吴觉农担任的诸多职务使他在茶业领域小有声誉，在一定程度上为他施展才华、实现理想提供了便利。
吴觉农在上海商品检验局担任技正时的实业部委派其视察训令
1918—1933年是华茶对外贸易处于低谷期，特别是红茶的输出数额直线下降， 呈现出空前的惨淡景象，由每年20多万担锐减至10万多担，价格也降低很多。这其中就包括产自安徽、曾在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获得金奖、被誉为世界三大高香茶之一的祁门红茶。
1932年，安徽省建设厅向吴觉农发出邀请，拟请他出任设在祁门的中国第一家茶叶科研机构——安徽省立茶业改良场的场长。为了振兴华茶，支持红茶的发展， 吴觉农毅然接受邀请，从上海的十里洋场、金粉之地来到皖南贫穷落后、缺米少盐的山野农乡，开始脚踏实地地实施他的中国茶业复兴计划。经过一系列详细的科研调查，吴觉农运用现代化管理手段对老茶园进行了系统管理，并开辟新式茶园，对茶园里“七长八短，参差悬殊”的茶树进行剪枝实验。他从国外购进制茶机械，尝试将沿袭百年的传统手工制茶改为机械制茶，并在茶业改良场内成立了茶叶运销合作社。采取“自有生产、自行制造、自为运销的方式， 使茶之企业，成为有系统的经营。这样可以避免种种中介商人的从事剥削，又能集中力量，改善植制”，“渐以达到茶户经济生活及文化生活之向上”。从种植技术到生产管控，从产地产区到销售流通，经过吴觉农大刀阔斧的改革，两年后，茶业运销合作社获得很大的收益，吸引了大批茶农加入合作社。这种新型茶业运销模式也被作为成功的典范逐渐推广到全国。除了安徽，他还在浙江、江西、湖南等产茶大省，针对各省茶叶特性设立茶叶试验场和茶叶改良场，并先后赴印度、锡兰考察。通过一系列的实践研究，吴觉农分别与范和钧、胡浩川合著了在茶业领域极具代表性的两部著作《中国茶业问题》《中国茶业复兴计划》，分析了中国茶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特点和现状，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技术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为当时在困境中艰难发展的中国茶业指出了一条复兴道路。直到今天，这两部著作对中国茶业的发展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和研究价值。
吴觉农在祁门改革红茶技术后，与胡浩川联合发表的《祁红茶业复兴计划》
抗日战争时期，凡有志之士都投身到抗日救国中。吴觉农也在自己的领域为抗击日寇侵略、支援中国经济做着努力。抗击日寇需要大量的财力支持，茶叶的贸易收入便是抗战军费的主要来源之一，吴觉农在这期间从事国民政府贸易委员会的茶叶产销工作。在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市场上海沦陷后，他努力开拓茶叶对外贸易。1938 年，吴觉农受贸易委员会委员邹秉文电邀，率领一批茶人去武汉着手筹备对苏贸易，以茶叶同苏联换取抗战急需的装备武器。同年，吴觉农提出并由国民政府颁布实施了《管理全国出口茶叶办法大纲》，实行全国茶叶的统一购买、统一销售。他先后赴各产茶大省，联系成立各省茶叶管理处(局），系统地组织茶叶的整个生产流程，把分散在各省茶山茶园成千上万担零星茶叶，加工为成品箱茶，集中出口销售，大大提高了对苏易货和海外销售的效益。通过他的不断努力，1939年，华茶外销跃居当时出口商品第一位，不仅超额履行了对苏易货合约，还向西方国家换回一定数额的外汇，为支援抗日做出很大贡献。
培养人才育“火种”
吴觉农不仅重视茶的种植销售，对发掘和培养茶业后继人才也十分看重。早在他留学日本时就提出：“中国茶业失败最大的原因，在无茶业的人才！无论为商、为工、为农，都是靠着数千年来相沿的一点经验，那么改革发展，当然绝望。所以目下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茶业人才的养成。” 他认为茶业人才的培养应从贸易人才和技术人才两方面着手。贸易人才的训练要遵循“实”的标准，除了理论上的学习之外，更应注重实践能力上真才实学的培养。技术人才的训练则应符合“专”的要求，“希望养成专才，而不希望‘无所不专’之人才出现，因致力于一种研究之专才，必较致力数种研究之人才，成就为多，欲求效力增加，实有采用分工合作之必要”。在实践中，吴觉农贯彻他的人才教育理论，举办各种茶业人才训练班、讲习所。1939 年，吴觉农任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处长兼中国茶叶公司协理和总技师。鉴于当时中国急缺茶叶学术人才，在吴觉农的建议下，复旦大学创立了茶叶专业（当时呈报为茶业系，经教育部批准，改称“农学系茶叶组”），内含四年制大学本科、二年制茶业专修科及茶叶研究室。吴觉农任系主任和教授。这是中国培养高级茶叶科技人才的第一个茶叶系和茶叶专修科，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茶叶技术骨干，也为后来我国建设茶学高等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在吴觉农的大力倡导下，安徽、浙江、福建、湖南、四川、云南、广西等高等农业院校也相继开设茶叶专业。
吴觉农关于茶业人才的书函
为进一步培养更专业的科研技术人才，建立专业的茶叶研究机构势在必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我国对外贸易口岸全部被日寇侵占，茶叶出口停顿，茶叶生产一落千丈。在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的委派下，吴觉农临危受命，带领蒋芸生、叶元鼎、王泽农等一批志同道合的中青年茶人，来到浙江衢州万川，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茶叶研究所——武夷山茶科所，并由吴觉农任主编，出版了《茶叶研究》《武夷通讯》等优秀的茶叶学术期刊，不仅为我国茶业复兴培养了一批拥有较高水平的茶叶专业技术人才，也为战火中处于奄奄一息的中国茶业保存了希望的火种。
1949年，鉴于在农业方面，尤其是在茶业上的巨大贡献和拥有的宝贵经验，吴觉农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新中国农业部副部长，负责组建了新中国第一家国营专业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茶叶生产的迅速恢复与发展、扩大茶叶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1984年，已是耄耋之年的吴觉农主编出版了他一生中最后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著作《茶经述评》。该书对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唐代陆羽的《茶经》作了详细的译注和全面、科学的评述，饱含吴觉农深厚的茶叶实践经验和理论沉淀，是纵观中国茶文化史背景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被誉为20世纪的新茶经。吴觉农为中国近现代茶业复兴发展而努力奉献的一生让人敬佩，时任中国政协副主席陆定一同志盛赞他为“当代茶圣”。
文章转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